（新西蘭）草 蝦
諾貝爾獎奠基者的姓氏Nobel有貴族的意思，鼓勵知識分子成為現代社會的精神貴族。和平獎更是表彰著人類良知和進步方向。劉曉波不爭而獲獎竟讓中國朝廷惶惶不可終日，調動一切力量採取一切措施抗拒十二月十日的頒獎典禮。殊不知，此事標誌著百年以來從梁啟超到劉曉波的華人知識分子已經走上了一條精神貴族之路、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的接軌之路，將如旭日驅散暴力時代的寒冰。
劉曉波與黃藥眠
劉曉波的文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主要承傳於他的導師黃藥眠先生，接續了一部什麼樣的思想史呢？黃藥眠（一九○三─一九八七）是中共元帥葉劍英的梅州同鄉，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參加愛國民主運動，一九二八年加入正受嚴厲鎮壓的共產黨，一九二九年被派往蘇聯的東方大學（共青團國際東方部），一九三三年冬帶著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經海參崴到上海傳達給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並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一九三四年十月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十年，一九三七年由八路軍辦事處出面保釋後，去到延安新華社。因為共黨左棍康生主持肅反、不承認其黨籍。被要求「重新入黨」的黃藥眠憤然離開延安，一九四四年在成都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一九四九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一九五七年任民盟宣傳部長被打成「大右派」，一九六六年又遭「文革」迫害，一九七八年被恢復了名譽、繼續授徒於北京師範大學，直至一九八七年逝世。
劉曉波成為黃藥眠的關門弟子，一九八二年起讀碩士、一九八六年起讀博士，一九八八年夏拿到了共黨教育制度下的第一個文學博士，當年秋開始周遊列國挪威、美國等地，並發表《三百年殖民論》，應該是繼承了黃藥眠的畢生心血和人生感悟。記得那時讀到過一則訪談，黃藥眠被問及如何評價黑馬弟子劉曉波，黃笑說這小子有足夠的智力，但更需要歲月的磨煉才能成金。「八九」民運名人一大推，泥沙俱下，但是成為浴火鳳凰的，劉曉波是為數寥寥之一，也算能讓黃藥眠老右派含笑九泉！
黃藥眠有留學日本和蘇俄的經歷，其切身感受的文化精華都會傳授給劉曉波。劉曉波的專業是文學批評家，注定不是王朔那樣的文學創作家，當然在共黨制度下不可避免要捲入「文人議政」。作為一九四九年後華夏人的第一批文學博士、第一批到挪威的講學者、第一個讚頌殖民主義的「文化漢奸」，他在一九八八年就成為夠格的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一號種子選手。其個性以及從黃藥眠繼承的「第三黨」道路，決定了他不可能斷然決裂地政治反抗，現實妥協性與思想尖銳性的兩種因素在他的所有活動中衝突、掙扎、調和、漸趨平穩，最後使他獲得歷史定格為「六四」亡靈代言人和《○八憲章》代言人。
劉曉波與張東蓀
劉曉波是在拿到博士帽、留洋出國、發表思想成果之後，再以知識貴族的身份下地獄的，既符合儒道之「達則兼濟天下」，又與西方文化教育制度接軌。可以說若論在華夏成長起來的華夏人，若想獲得諾貝爾貴族獎，第一人唯有劉曉波。其他的華夏名人雖被提名給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但未獲獎，或因文化背景不足，或因貴族資格不夠，特別是不具有與官府的互動合作性，而這正是諾貝爾和平獎鼓勵的。
一九八九年可算是共產黨對北京的「二次解放」，劉曉波當時團結學生與官府合作、調停、撤軍，頗似一九四九年的張東蓀與共產黨合作達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張東蓀也是黃藥眠所在的中國民主同盟的核心人物，其悲劇也是極為著名的。我們知道中國民主同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立知識貴族的團體，盟員的一半是鄧演達、章伯鈞、黃藥眠之類的從革命者轉為第三黨的，另一半是張東蓀、羅隆基之類的不受國民黨歡迎的留洋精英，因為研究政治學社會學而被捲入為政治活動家，他們形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鬆散的「第三黨」，喜歡以調停者身份出現。
這種調停的華夏祖師爺是「兼愛、非攻」道家墨子，結果是墨道覆沒。張東蓀的頭上也有「第一個博士」之類的若干光環，他為共產黨幹完了就被打倒了，而且也是勾結西方的罪名。這一悲劇轉折也是黃藥眠親眼所見、所深思的，為何還要重蹈呢？這是那個邪惡的暴政時代的悲劇，硬要逼迫已經決心沉默者「鳴放」，再以言論治罪，就像捏住鳥兒的喉管捏出聲音，再說它發出了噪聲該宰。這種殘忍奸詐的手法，不是知識貴族們想沉默就能避免的，到了文革根本不用捏出噪聲就宰掉，理由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就是罪，○分是英雄。但是喜愛讀書的人呢，成了知識貴族之後就忍不住要學墨子的兼愛非攻，結果從墨子到張東蓀都是同樣下場。
劉曉波與梁啟超
從張東蓀上溯到梁啟超，因為一九四四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同盟，它的前身就是從辛亥革命延續而來的。張東蓀在辛亥革命前夕回國，一九一二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擔任孫中山的內務部秘書，然後又去北京跟隨梁啟超折騰一系列民主黨、共和黨、統一黨、進步黨、國家社會黨、民主社會黨……，當代民主運動的這些玩藝，一百年前的前人們都折騰過了。他們既反對袁世凱的頑固復辟，又不支持孫中山的兩次革命，一直企圖充當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第三者，然而結局總是被革命或者被反革命。
對比劉曉波和梁啟超的經歷可知，簡直是戲劇性的對比：梁啟超在「戊戌暴亂」失敗之後出國遊學，劉曉波則在留洋之後返國「暴亂」失敗。兩者同為舊政權下成長的知識貴族種子選手，同樣是參加了被稱為暴亂的知識人士的吶喊運動而被朝廷認定為暴徒領袖。歷史為何如此相似呢，上帝為華夏人造就的一百年前是孫中山與梁啟超，一百年後是魏京生與劉曉波，逼迫中國朝廷必須選擇一個。
當然，諾貝爾評審會的洋博士們是不會懂得華夏人民的苦難的，我們深入闡發劉曉波的貴族精神，不等於必然認同劉曉波是華夏人民的唯一道路，他只是充當敲山震虎的山而已，能讓楊佳殺警的威力得以良性傳導。如果鼓勵越來越多的知識貴族脫離朝廷成為劉曉波式的社會中間力量，那麼驅除暴政的和平行動就會事半功倍了。
結語
現在中國朝廷憤然指責「淪為政治工具的諾貝爾獎還有公信力嗎？」那麼政治是什麼？不就是人心之道、文明之道？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道。諾貝爾和平獎表達了人心所向，特別是頒獎給未文明國家中的那些紳士，他們獻身於文明化、促動著文明化、代表著文明化，讓嗜好暴力的土豪們思考自己是否應該變得文明些呢？所以說，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能夠表達人心所向的國際政治工具，不就更有公信力了嗎？
草於二○一○年十二月八日，《○八憲章》問世二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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