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大洪水
1967年8月，平壤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应该说是平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我之前觉得大堤（距离金日成综合大学很近）可能决口，就领着学生们加入堵漏大堤的工程中，但是中央指挥部认为太危险，命令我们撤回。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只听“咣”的一声，大堤决口了。再晚一步我们恐怕就都被水淹死了。
大堤决口之后，整个平壤一片汪洋。我担心在农场劳动的学生，请求军队支援。但是整个农场已经全被水淹了，水面上只能看到屋顶。我很心痛，但是不得不撤退。令人高兴的是，后来学生们爬在他们养的猪身上生还了。
按照金日副首相的指点，理论问题就用理论解决。我又写了文章解释相关问题，与其说是想改变我的命运，不如说我想申辩。我苦苦思索到底我错在何处，茶饭不思，妻子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
我还改变了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态度，我更经常的在宿舍过夜，与学生们一起吃饭、运动，晚上一起生火取暖。巡视宿舍，看到有的宿舍没有打扫，我会拿起扫帚帮他们清扫。我还帮同学们擦皮鞋。回到校长室，通常已经黎明十分，我再接着写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文章。
包括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和组织部大学指导科科长在内的调查组进驻大学，集中检查之后，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对我这个大学校长进行集中批判。我首先进行自我批判，然后教职员对我进行批判。
许多学生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哲学系5年级的学生，也是大学学生委员长，作了声援我的发言，
“我们校长不是那种人”。
在当时的气氛下，声援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研究生猛烈的批判我，接下来又有女研究生批判那位研究生，
“同志，当年你听校长的讲义，感动的留下眼泪，现在却反过来批判校长，你还有良心吗？”
我与其说高兴，不如说立场很难堪。虽然我知道那些勇敢的学生们家庭成分没有任何问题，在大学里也没有问题。我还担心他们会收到迫害。
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决心一定要解决理论问题。可是，思来想去，依然迷雾重重，看不到出口。
时间继续一点一点的过去，到了冬天，一天晚上，我正在校长室思索，进入梦乡，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一会的功夫，迷雾消散，我发现了一丝曙光。
马克思主义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人类一开始并没有阶级，将来阶级也会消亡。所以，阶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短暂出现的一个现象。既然如此，怎么能以阶级为中心来看待历史呢？!!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来思考历史。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使无数人遭殃，但是，他打的旗号确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竟然动员“小孩子红卫兵”，而且依旧是在“保护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展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致。
金日成虽然嘴上说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实确是：朝鲜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金英柱和金正日展开了激烈的权利斗争，斗争的结果则强化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与中国不同，北朝鲜没有可以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不可能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我进行批判，肃清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北朝鲜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小版。
金日成曾经召集革命学院的同学们训话，“你们绝不能成为黄长烨那样的修正主义哲学家，黄长烨只会到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他是一个教条式的哲学博士”。听到这些，怎能不让人联想到红卫兵呢？
我同意要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但是，一味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创造性，甚至进行斯大林独裁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似的权利斗争，是我不能赞成的。我认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阶级利益绝对化，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至上主义思想的表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人道的表现。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阶级利益，是一种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到最后又会演变城领导的个人利己主义。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
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
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
二十八
恢复信任
对我的批判发生在1968年。那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前的院子里见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我说，“原来秘书室的人都走了，党中央考虑，这样对领袖权力不利，所以正在重新判定黄校长的错误，您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
那场对话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
听着金日成的电话，我很紧张，
“同志长期在我身边工作，我相信，你具有革命的世界观。所以，让你做了大学校长，是想让你独挡一面。现在我依然认为你的革命观没有改变，但是怎么会写那些胡乱文章呢？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让大家产生思想混乱。”
“我很抱歉”
“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黄长烨妻子）也重新回大学上班吧。”
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甚紧要的事。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
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帮助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1970年10月初，我以汇报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成果为由，要求面见金日成。10月20日 ，金日成早上在办公室会见了我。那天是周日，我讲了三年时间里为了修正思想所做的努力，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本质的哲学判断。
我说想将主体思想哲学化，金日成很满意，他说，“那么以后，校长你只要挂个名，专心研究你的哲学事业吧，现在和我一起去一趟学校。”
我与金日成一起逛了大学一圈，交流了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一个月后，1970年11月，第五届党大会上，我发言后金日成讲了一个小时，对我给予很高的评价，金日成说我的错误只是理论错误，为了改正错误，我做出很大努力。
这是很破例之举，后来会议的领导机关选举中，我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
1971年初，我带领两名助手，去了黄海南道休养胜地。一位曾经是秘书室的科长，一位苏联留学归来的经济专家，我们被驱逐后，他升为副室长。另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楊亨燮（양형섭）的妻舅金容元（김용원）。也就是说，他是金日成的堂兄弟。
我带领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善良，很听话。还有一个考虑，动员他家的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对我的事业有助。而且，我写文章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助。
我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已经完全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梦幻已经完全破灭。
我那位经济专家助手很自豪的说他读过七遍资本论。对我的新哲学理论半信半疑。我问他是否对资本论都理解了，他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没能理解的部分”。我让他找出不理解的部分，然后解释给他听。这个过程中，他也开始逐渐接受我的理论的真理性。
我集中精力写了6个月。那年秋天，父亲病重，已经不能说话 了，最终父亲在我面前去世，享年89岁，与母亲合葬。葬礼结束当天我就回到了休养胜地。因为要继续写作。
金日成夫妇和他的妻舅也到了度假胜地。金容元晚上出去打猎见到了金日成妻舅。当时金日成妻舅刚从金大经济学专业毕业，与我一起在党中央秘书室工作，他与金容元关系不好。
“金容元什么也不做，一到晚上就去打猎”。
金日成听到后很生气，叫金英柱马上把金荣元传唤过去。
结果金荣元不得不提前返回平壤，只剩下我和秘书室副室长。我们也搬到了一个新的休养胜地。搬离的另一个原因是金日成打电话过去不方便，新地方有金日成的度假山庄，党中央干部们的度假别墅也位于那里，与平壤有直线电话。
金日成的小舅子是我的学生，他讨厌金荣元，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反对我。在他的庇护下，一群秘书室年轻秘书们联合起来与室长和副室长斗争。后来金日成也加入进来，站在小舅子一边，结果室长和副室长都被免职了。我向金日成要求将副室长降为指导员，还做我的助手，金日成同意了。不过，那些年轻秘书们还是会找他的岔。
金日成的这位小舅子在外面尊敬我为老师，但是回到秘书室，就贬损我。可能是担心我威胁到他在金日成心中的地位了吧。
1972年夏，我与金日成一起去休假，同去的还有金日成的秘书。休假结束后已经是9月了。回到平壤之后，日本一家通讯社邀请采访金日成。主题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朝鲜劳动党对内外政策”。首先是书面回答，然后见面采访。书面文件是我写的，1972年9月17日 ，我写了《关于我党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对主体思想下了定义，并阐明了朝鲜劳动党的对内外政策。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好。
金正日也很满意，但是金英柱反对。金正日支持并不是因为他读懂了，而是为了反对叔叔金英柱，向自己的父亲表示衷心。对金正日来说，理论是小事，掌握权力实现独裁才是目的。金正日和金英柱的权利斗争越来越激烈，金日成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儿子，而不是弟弟。
金英柱后来病倒了，“植物性神经不协调症”，住进了疗养院。不久之后，金正日打电话给我，
“叔叔总是反对主体思想，黄老师去说服他”。
我去找金英柱，与它一起呆了四天。金英柱最终领悟了。他的苦闷不再是哲学，他对我说，
“我们家好像要决定金正日为接班人……”
“您在莫斯科就喜欢哲学，现在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与我一起研究哲学如何？祖国统一需要时间，而哲学事关全人类的命运。”
他没有做决定，我也没有等他的回答就离开了疗养院。
1972年12月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会议通过了朝鲜新宪法。我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北朝鲜模仿了苏联的制度。根据新宪法，朝鲜实行国家主席制，党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议是国家权利机关，休会期间由常委会代行指责。
常委会委员长并不是国家元首。有的外国电台不知道这个常识，将我说成是北朝鲜国家元首，我惶恐不已。
1970年的一天，我独自面对金日成。与在秘书室时期不同，在大学工作让我明白，如果不能获得领导人的倚重是很危险的，政治情势复杂，我又从事理论研究，重新进入党中央工作当然最好。我向金日成说了我想回中央的想法，金日成说，
“我同意你的想法，不过金大校长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胜任的职位。我会想办法让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一些。”
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与朝鲜法学家协会和朝鲜学生同盟 一样，朝鲜科学家协会是没有任何实体的影子团体。这些团体只是在需要对外发表声明的时候才会用到。
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之前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白南基兼任。所以，我猜想是否金日成想让我做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够，不太可能。
从那之后，我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频繁的议会外交。
金日成 之所以设立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就是为了展开国会外交，让我做常委会委员长也考虑到能经常与我这个国会代表团团长见面。我成为常委会委员长后，工资增加了50元，比政府部长的待遇还高。作为委员长，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书记处。政治局学习会议我也参加，与金日、林春秋（임춘추）,朴成哲（박성철）,吳振宇（오진우）等一起。
每年我都会去国外访问几次，金日成会见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和学者代表们时我都会同席。1972年，金日成60大寿，我得到了一块以金日成名字命名的金手表。送金手表是金日成亲自选定的方案，只发给核心干部。
二十九
金正日执掌实权
1973年初，我到了平壤近郊的一处休养地点。这是党中央修建的第一个休养地，没有几个房间，但非常适合写作，1961年第四届党大会时我作为秘书室秘书已经去过一次。这段期间，党中央的实权逐步转移到金正日手中。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北朝鲜，大家都明白了，金正日就是接班人。
对金正日的溜须拍马也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甚至说是与金日成一起抗日的元老们选定了金正日做接班人。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别说没有一位元老有过那样的想法，即使说有，只要金日成表示出哪怕一点点反对，金正日都不可能接班。
世袭已成既成事实，也意味着个人独裁体制必将长久化。金日成没有现代政治意识，同时封建意识浓厚，想把权力传给儿子金正日，金正日呢，也有从父亲那里接班的野心。
1974年2月举行的党代会批判了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批评他没有事业心，没有好好辅佐金日成。金日成批判金英柱，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金英柱最终被降为副总理。
我所知道的金英柱是个诚实、有个性的人。金英柱曾留学苏联，对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排斥。从这一点上说，他比金日成还要强，金正日更是没法与他的叔叔相提并论。
金英柱在权利斗争中败给金正日是必然的。宣传秘书和国际秘书是金英柱的左右手，他们都曾留学苏联，反对极端左倾，不喜欢个人崇拜。金英柱像相信自己的生命一样相信两人，结果两人被驱逐之后，金英柱的根基立刻不稳。
金英柱被降为副总理仍不能让金正日满意。后来金英柱又被赶到了两江道一个山村里，软禁了起来。
从那时开始，直到18年后的1993年，金日成仍没有打算为金英柱平凡，不过彼时的金英柱已经完全对金正日构不成威胁，金日成就把金英柱接回平壤，让他做了形式上的副主席。境遇与软禁时没有什么分别。
从被软禁地回到平壤后，金英柱说，“灭金正日的是黄长烨”，金英柱对朝鲜情势的不了解已经到了那个地步！金日成曾经说过，“金英柱不狠毒，所以与叔叔相比，金正日狠毒是他的优点”。1974年，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对金日成的“造神”运动。
金英柱曾经提出10大原则，金正日则将十大原则引到偶像化金日成的方向。另一方面，为了偶像化自己，金正日也用上了所有的手段。党的组织机构捏造事实，说金日成小时候就具有领袖素质。金正日一方面在各地建金日成铜像，建“史迹”，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发现“口号树”运动。（金日成当年领导游击队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境内活动时，曾把树皮撕开，上面刻上“金日成将军万岁”、“祖国独立万岁”等口号，那些树被叫做“口号树”。）
数十年过去了，口号树根本不可能还保留着。但是各地居然都报告发现了大量的口号树。虽说都知道是谎话，但是也有点太过分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发现了“口号树”。
我在休养所一年有余，有一天金正日打来电话。“休养所要进行大规模建设，您去另一处吧”。我走后在休养所内又建造了几幢“特家（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别墅）”。我跟金正日说，休养所太远，还不如回平壤，直接使用最高人民会议的办公室。金正日同意了。
我回到平壤，见了金日成。我向金日成提议发表关于主体思想的新文章，但是金日成却犹豫了。
“能说我比马克思和列宁还伟大吗”，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金日成突然没有自信起来，我猜想可能是我说要彻底改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让金日成有点胆怯了。但是后来发现事实与我的猜测完全不同，真正的原因是金日成的小舅子和秘书室室长合起来在金日成面前诽谤我。
与金日成不同，金正日对新思想很关心。金正日也不喜欢金日成的小舅子（金正日后母的弟弟）。金正日当时已经组建了“216号室”，专门为金正日写东西。2月16号是金正日的生日，216室的人大多记者出身，善于写文章，但是都不能算得上学者。金正日对我的哲学报告很感兴趣，我对金正日说，我的想法已经被金日成拒绝了，还是先放到学校只是当作哲学课题来研究更好一些。
“那么，黄老师将期间所有的研究资料都送给我一份”
“知道了”。
我把三年半以来写的文章都整理好给金正日送了过去，包括给金日成报告过的那部分。
我重新回到大学，但是党书记说我已经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又接受金日成的指示进行哲学研究，就劝我将大学的事务交给第一副部长，然后继续哲学研究工作。
党负责书记隶属党中央组织部，是金正日派来的。我觉得那样很好，也想继续研究哲学，就去了图书馆，继续主体思想体系化的工作。当时我还开始培养后辈，我选了两个大学里才华出众的哲学专家和经济专家作我的助手。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脑子比我好十倍。”当时我因为给金日成的儿子和女儿讲课，政治地位即使不能说稳固，至少不再有不安全感。
金日成很关心子女的教育，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经常给金日成的孩子们举办特讲。我们家和金正日妹妹金敬姬家（张成泽妻子）走的很近，我偶尔也去给在党中央工作的金敬姬讲课。金正日和金敬姬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很不好，两边都想把我们夫妇拉近自己的阵营。我对他们说，
“我们夫妇都是老师，不能干涉主人家的事情”。
我努力不与其中任何一家走的特别近，同时与两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我也曾劝说金平日（金正日弟弟，金正日后母所生）读读中国的《三国志》，我还拿三国时期晋国重耳的例子劝他，如果想保住性命，就离开平壤。
金日成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之后，思考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他说话方式就能看出来，之前提到他领导的抗日斗争，他会说，“虽然我们打不过日本，但是打总比不打好吧。”，但是他反对过分夸大宣传，过犹不及。在整理主体思想时，我曾经问金日成，要不要说主题思想的根本从金日成父亲的思想那里继承来的，金日成说，没有必要扯那么远。
随着金正日掌握权力，金正日对自己的父亲开始了造神运动，金日成的想法也变了。金日成开始重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每到节日，就领着高级干部们去自己祖上的墓地祭拜。
金日成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夸耀自己的游击经历，说的好像自己在解放前就已经和苏联领袖和将军们很亲密似的。解放前金日成只是苏军上尉，怎么可能见到苏联将军呢？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金日成也逐渐骄傲起来。
在经济建设领域，金日成设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并且在外国人面前吹嘘。大学建设方面也不再追求质量，而是一味强调大学数量。金日成很骄傲的自夸说，解放前朝鲜一所大学都没有，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所。随着越来越骄傲，金日成自吹自擂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然而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哲学内容。
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树立金日成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高主体思想的地位。
但是，列宁本人并不使用“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之类的话。
马克思的确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虽然在政治战略、战术上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但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任何独创性的发展。通过10月革命，苏联虽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权利将列宁与马克思并列在一起。
而金日成居然说自己独创了金日成主义，实在可笑。别忘了，当时毛泽东还活着呢。
我已经完成主体思想的理论工作，也放弃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金正日说过好几次，朝鲜是小国，如果要以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会消耗很大的国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发展主体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大国。
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过是他们父子的主观意愿而已。
我对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义”很欢迎，因为“主体思想”并没有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作者自诩哲学家，创立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对作者来说，超越马列主义是“人生大事”）。
当时朝鲜大学生必读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于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因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开宣传自己的理论。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后，对我来说，就有了发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的自由。
我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开始频繁外交活动。当时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从宣传部党史研究所转任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没多久，他给我来了电话。
“金正日同志已经提出金日成思想，我们要重新编写教科书了，议长同志要多多指导帮助我们呀”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认为还不是时候，而且人手也不够。金大只有我的两个助手对主题思想明白些，其它学者仅仅只是从我们这里听说过而已。当时，除了1972年9月17日以金日成名义发表的《关于主体思想和共和国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以及1974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义发表的《为了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关于党的建设的几点问题》，就没有其它的文献了。即使我自己写，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义的文章发表之前，也都是废话，所以我觉得时机未到。
理论宣传科长说写新教科书是党的方针。听他的语气，好像是金正日已经定下来的事。我不能再反对了，就从金大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各挑选了5名学者，编写哲学教科书。金大的 教授们支持我的理论，社会研究院方面，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论争开始。
结果教科书编辑工作以失败告终，学者们连草稿也没有交上来。不仅教科书没有编写成功，学者们也意见对立起来，听说情况之后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学者们叫到一起，先让大家讨论，然后自己下结论。
有一天，党中央科学教育部副部长来找我，说让金大和社会科学院关于主体思想展开论战。我建议两方写文字发言，以文稿为基础论战（因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学者们曾有过否认自己口头主张的事情）。
论战的结果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占下风。后来，社会科学院几名学者以反对主体思想的罪名被处理了（强制劳动）。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讨论的科学教育部副部长原本就是个有集团倾向的人，他不顾我的劝告最终还是把人处理了。我一直把这件事当做我的重大失误之一。新思想出现，当然要有反对意见者。
这个事件也成为后来金大和社会科学院长期对立的原因。一开始只是双方认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两个部门的对立关系。
我从金正日那里获得了掌管思想理论的权力，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金正日掌握着实权，为所欲为。
与几乎所有独裁者一样，金日成的最大弱点是只相信亲近的人说的话，只相信自己的家人。
关于金日成的这一弱点，我曾经问过一起跟他打游击的党内干部。那位干部说，“当时（游击队时），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样。”金正日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盘，金正日常常举办宴会。宴会花掉了朝鲜的许多外汇，金正日还到处建别墅和打猎的围场。金正日的酒会乌烟瘴气，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对一个人说，“今天开始，你就是党中央委员了”，后来就真的那么办了。或者“撤掉某某”，后来那人就真被撤职了。
“酒池肉林”就是形容这种场合，很让人痛心，笔者不愿再回忆。
金正日恣意妄为，招到批评，于是他又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怀疑有谁威胁自身，立刻逮捕。
一个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专任党务的只有一名大学书记，一名宣传指导委员和一名统计员，但是金正日掌权后，3人变成了50人。社会安全部和国家保卫部还在金大派驻了常驻机构。
每逢自己生日，金正日都会广收贡品，连大学也要动员师生为金正日准备礼物。数量众多的贡品最后又被金正日赏给身边的人。
金日成以各级党组织为依托，建立了遍布党、政、军的“挣外汇”事业，然后再用挣来的外汇维持党的开销。
我曾任金日成秘书的秘书室现在成了金正日的私人机构，他在党中央的党徒都进去了。他成为党的主人之后，对中央党部进行了豪华的装修，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不仅如此，金正日还建造了数十个更豪华，规模更大的办公室。对南（对韩国）机构的办公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党中央职员数量急剧膨胀。
我那时已经与金正日在组织上没有直接关系，我主管主体思想的宣传。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全世界设立了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机构，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后都会举办研讨会，我通常作为朝鲜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努力不让研讨会成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制造个人崇拜的机器，我与参加会议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
我倾注了很大心血与来自朝总联（在日本的朝鲜人组织，译者注）的学者们交流，向他们介绍主体思想。1979年4月在印度举行的会议上，我对日本代表团说，没有必要模仿朝鲜，要根据日本实情来做。我还在多个场合说，要根据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主体思想。
尽管我一再强调，代表团还是常常无法理解我的意思，他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是不可能公开说“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张的东西是虚伪的”。所以，我只好跟外国友人说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时向他们介绍主体哲学的具体内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议，为了指导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主体思想研究所”（非公开）。
金日成任命我为研究所的所长，于是我要离开任职14年之久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想到与弟子们分开，想到以后不能再共同探讨哲学，我很伤心。金大是我心灵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离开那天，在校长室，我哭了出来。
这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党中央的豪华。我走进金正日的房间，
“快请进，黄老师，好久不见了”。
金正日很高兴的欢迎我，然后向我转达了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我刚与领袖通电话，领袖说黄老师是学者，不知道喜不喜欢在党中央工作，领袖让我先问黄老师有没有进党中央工作的想法"
“领袖对我厚爱有加，没能好好做事，我真是抱歉。这次领袖对我的信任，我会用忠诚报答。”
我的回答金正日很满意，他给金日成打了电话，
"黄老师同意了。是，今天开始正式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
金正日对我的态度很让人意外。金正日进入党中央后，亲自抓党员们的理论水平和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
“主体思想研究所可以说是党思想理论的国际部，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把外交部許聃副部长叫过来，直接给他安排任务。如果对外宣传主体思想30年，肯定会给世界思想界带来重大变化。”
我之前已经知道金正日将楊亨燮逐出党中央，重用許聃（两人均是金正日亲戚）。虽然我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对作为政府机构的外交部有领导权，但是我知道，金正日这么说完全是奉承我。
“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门，人员要仔细选择，党干部部会帮你，最好在11月中旬将人员确定下来。今天晚上部长们都会来，到时候我给你介绍”。
我回到了办公室，国际部主管主体思想的官员们已经接到命令，正在等我。我与他们讨论了工作上的事情。
接下来我忙着选人。有一天，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去了锦绣山议事堂的政治局会议室，会议由金日成主持会议。这次会议上，非常意外的，金日成宣布我为主管科技教育的书记，我很吃惊。科学教育部管理着教育、科研、保健机关，掌握着这些领域的人事任免权，算是个很重要的职位。
将我任命为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
几天后，从党本部听说，金正日让我做党中央秘书·部长学习组的 老师。党本部是金正日直属机构，主管党中央人员的所有事宜。几天时间戴上了好几个乌纱帽，不懂人情的我开始犯错了。
党中央的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在金正日的指示下工作，但是我对党中央的运转体制还不甚熟悉。所以，我对周边所有的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要开始给他们下命令。我一介书生，不会算计，20年前从金日成的秘书调任金大校长时，就犯过错。
我不管有没有其它人在场，有需要时会随时给弟子们打电话，吩咐他们。
我当时还不知道秘书们会将所有的通话记录录音呈交金正日。这其实已经成为组织部的工作之一，但是没有人高速我。
对我的一篇演讲，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给金正日的报告里作了不好的评价。
“书记态度傲慢，作了没有党性的发言”。
我演讲时，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在不停的写些什么，可能是写报告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在他们看来是不对的。当时组织部掌握实权，我却对他们像对我的学生一样。没办法，我向金正日递交了自我检讨书。不久之后，一位金正日身边的人来找我，说我自我检讨书金正日很满意。
党中央附属机构的序列是组织部，宣传部，国际部，科学教育部甚至排在经济部后面。主体思想研究所因为主要是知识分子，排名更靠后，几乎在末尾。组织部是金正日的直属部门，有统制、干涉、监督其它部门的权力。
组织部副部长们虽然对书记们保持礼节上的礼貌，但是有钳制其它书记的权限，这是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的原因和结果。与其它部门相比，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交上去的报告，宣传部也是金正日直属，排在组织部后面，组织部直接管理各级党委，负责党委的人员任免。曾经发生过宣传部的人因为组织部的攻击被赶下台的事。
金正日任命我为 书记·部长 学习组讲师时对我说，讲课时可以随意发挥。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不可以的。要以部写的讲义为基础讲课，那之后我就一直按照党本部的要求进行讲课。
金正日重新任命我为党中央思想理论问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经过讹传，我又成了“负责思想的书记”，主体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主管主体思想的书记叫做思想书记。因为宣传部是金正日直属，所以我不是宣传书记。
主体思想研究所开始工作，先要从中央党部开始，当时党中央已经建立了每年学习1个月制度，党中央的人员进入中央党校接受思想教育。我向金正日报告，党中央的人思想认识低，我建议中断去党校的学习，以后由主体思想研究所来管，金正日认同了。以此为契机，我说首先要统一主体思想研究所人员的思想，我把主体思想研究所的负责人们召集起来，进行了一个月的教育。
我没敢碰个人独裁的部分，只是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体思想的差异，写讲义时我听取了所有学者的意见，有问题时大家展开讨论。原本只要写5天，结果我写了45天，主体思想研究所的学者们情绪高涨，很有自信，我跳出最有才华的人给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人讲课，书记和部长们的课由我亲自来讲。讲课效果很大，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人也不少。
反对主要是在无条件支持金日成和金正日，偶像化个人崇拜的那部分。他们反对主体思想作为普遍真理的哲学化，所以，要求站在阶级立场上更加强化领袖个人崇拜。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提出哲学上的反对观点，而且连基本的理解能力都没有。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水平还可以，那人出身于金正日的秘书室，当年我们这些秘书被驱逐后，他进入宣传部，后来负责216号室，为金正日写文件。
一开始，他跟随我的想法，后来成为金正日直属的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可能是为了向金正日表示衷心吧，对主题思想研究所持否定态度。文献整理室的室长和副室长都是我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官位，也持否定态度。社会科学院抓住这个机会，与宣传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虽说如此，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人对主体思想表示了兴趣。一开始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后来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表示关心。
东京在北朝鲜的支持下成立了主体思想国际研究所，首任理事长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安井。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转信主体思想。我1977年4月在平壤一次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上与他见过面。我与他进行过多次对话，他看起来并没有理解主体思想
我记得与他的一段对话，
“怎么走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信奉主体思想的道路的？”
“为了人类的精神解放”
“人类的精神解放是指什么？”
他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顾左右而言它。
三十
抗日游击队的学习方法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国外活动。
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
“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
“那你信佛吗？”
“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不信那一套。”
“那你为什么信佛呢？”
“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平静？”
“想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
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 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它领域，优先发展。
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
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
军国主义的后果不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提高 老师的水平，但是，权利偶像化的现实下，想培养出有真才的老师谈何容易。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北朝鲜是被革命的对象，人们自然不愿意当老师。
以金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连小学 老师都被称作“先生”，但是，那些在党支部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校长一律“同志、同志”的叫，仿佛是自己的下级。党国体质下，学校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高 老师的社会地位，呼吁在学校内部形成求知向上的良好风气。我将很大一部分经历放在强化初中教育上，但是收效甚微。我还积极的树立模范 老师和模范学校。
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
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对，受到非难。
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
更寒心的是，金正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的一切。
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国外活动。
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
“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
“那你信佛吗？”
“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不信那一套。”
“那你为什么信佛呢？”
“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平静？”
“想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
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 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它领域，优先发展。
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
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
军国主义的后果不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提
以金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
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
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对，受到非难。
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
更寒心的是，金正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的一切。
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三十一
北朝鲜的另一个力量 组织部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
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
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打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许聃，金正日亲戚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
我没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
与发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
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
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
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
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利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 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非，我故意避开了。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利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 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非，我故意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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