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回忆录（二）

十

1.     出生于殖民地时期
幼年时期的记忆
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清洞（朝鲜地名，不准确，下同），是四兄妹中的老小。不过申请户口时填晚了，户口本上是1923年2月17日。爸爸黄炳德出生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峴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汉语，养活一家人。
母亲的名字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蘆花東。我出生时，父亲41岁，母亲46岁。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祖父黄有文是曾祖父的三子。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峴里。姐姐死于朝鲜战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6年制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1942年去世。二姐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
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就住在我们前面。
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楼。我家耕作着2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的梨峴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
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6年制学校。梅里距离我家20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
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爸爸还是希望我先学汉学。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
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山里抽烟，再偷偷溜回村子。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
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为此爸爸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
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常常揪住一件事不妨。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生活的。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因为后遗症，严重时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最后，年级轻轻的，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死了。
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恸。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
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高，很爱护我。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
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我也更喜欢二姐。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虽然都是儿时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当时冬天是漫长、让人讨厌的季节。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讲故事。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

十一

村里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不情愿佃农们找来。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

每天晚上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六岁时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
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啊，还不会说话啊？”

“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不信你问我妈妈”。

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

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

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一件事。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

哥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

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钱。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

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

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

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

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说他很懒。

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我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说，

“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所以就想到去人去的少的地方抓。”

“对啊！就是那样的。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

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扬了我。哥哥很不高兴。

“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会有些内疚。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结果烤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哥哥欺负他的事。爸爸很生气。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

“不干活，还欺负弟妹们，你给我滚！”

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

结果哥哥真的走了。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走之前回家一趟。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十二

后来的学校生活

到了1930年代，进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读书。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

放牛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

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

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庆，所有的人都去看。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我幼小的心灵肯定受到了伤害。

十四

入学平壤商业学校

我5年级的时候，哥哥娶亲了。接下来哥哥就常常以去嫂子家和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一个月也在家不几天。

我6年级的时候，哥哥赚的钱多了一些，哥哥进入了平壤的一家生命保险公司。

哥哥是公司里唯一普通学校毕业（不是传统私塾）的毕业生，常常自豪的说自己在公司获得认可。我也该毕业了，我想考师范大学然后毕业后当老师。

我的成绩进入师范大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体检时我被判定为红绿色盲，必须抛弃进师范大学的想法。主管招生的老师安慰我说，“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比师范学校毕业生更有优势”。

还有一个人劝我进入商业学校，那人就是我的哥哥。当时哥哥已经完全自立，带着嫂子去了平壤。哥哥说愿意支付我的一部分学费。

1937年春天，我考取平壤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既有日本学生，也有朝鲜学生，不过规模并不大。每年招收朝鲜族25人，日本人25人。不论朝鲜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家境都不富裕。日本学生主要是商人的孩子，朝鲜学生大部分是那种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的平民的孩子。他们都梦想毕业后找份工作，因此，进入平壤商业学校对日本学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朝鲜人来说，就像一步登天。

接到通知书后我却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好。别说开学典礼，我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

当我跟学校说明我得病的情况时，还担心被退学来着。老师大概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真得病了，当天就让给我发了校服和皮鞋。

我缺席期间，同学们已经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而我刚刚大病一场，接下来每天坐车走读，学习常常跟不上。

虽然哥哥在平壤，但是我还是坐火车每天走读。从家到学校20km，先坐火车，然后还要还换成电车。跟以前一样，我讨厌美术、音乐、体育。因为是城市的学校，又是商业学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但是我却不能。

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在50名学生中排30名。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之外的，有些羞愧。最难受的还是感觉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不了。我把成绩表拿给爸爸，他反倒没什么担心。

“你很快就会赶上去的，没必要担心”

暑假期间，我主要补习了珠算。新学期开学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珠算进步很快。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

我的珠算在全年级要数一二名，但是我想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

我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

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

十五

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常去图书馆。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

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在准备大学考试。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

因为他的态度，最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

四年级夏天，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因为三年级时参加过，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

“老师，我一定要参加。”

“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

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

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感觉随时会倒下。

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

“能行吗？”

“能行。”

“好吧，好好表现。”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

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

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

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

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十六

在日本苦学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

“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

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

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

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

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

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

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

我确信日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

“学生兵，你怎么看？”

“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

“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

“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现象？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

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

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

十七

成为征用兵

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

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

“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

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和名单）。我们又被带往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

“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朝鲜人怎么可能与日本总督府与关系？ok，有个词叫汉奸，在韩国叫韩奸，在朝鲜不知道叫什么。译者注）。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

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也难过。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城问题。不过儿子（我）回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

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搞笑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

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朝鲜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

解放了！

十八

2 解放和归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

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

“我想继续学习。”

“现在这么乱，别学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

我去了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帮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而是一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

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

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

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抢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

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

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指着抢到处乱射。

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洞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

“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看着。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还会与学生们一块吃。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北朝鲜劳动党。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38线以南称南方，译者注）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

"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回答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

1947年2月的一天，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

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

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

十九

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吧！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我向

 以外的我获得了推荐留学苏联的机会。放下年迈的父母远赴异国他乡，我做过心里斗争，不过能够继续学习的高兴战胜了。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帮他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12人学哲学。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吧。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没有奢侈）。 

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

“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吧！”

“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我希望你理解我。”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

对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

 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

 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

 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

二十

与妻子的相见

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女孩（约会的意思）。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斯科读研究生。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总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副总长相当于我国的副校长 译者注）

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

见面之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我答应了，以后又经常一起去。

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

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随她了。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

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

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

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

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买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