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更新时间：2009-5-12 13:06:01
简历
于歌，原名于彦智，《美国的本质》一书的作者。一九六三年出生于甘肃兰州，一九八零以陕西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哲学系。一年后，被公派到日本，学习社会学。一九九一年，读完社会学博士课程，首先就业于日本一家出版公司，而后回国。回国后，进国务院法制局作比较法研究，然后下放到地方某国家级开发区锻炼，任开发区发展局副局长、招商局副局长。两年后，返回日本，就职于一家日本京都企业。同年再度回国，下海经商，曾经从事过国际商业咨询、化工、商业、石油管道铺设、建材等行业。现在主要从事商业咨询，经营着一家国际性公司商业咨询公司。
于歌不是一位职业作家，二零零六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他自称是一边干“挣饭的活儿”，一边从事学术写作。于歌认为自己的长项，并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丰富的工作和人生阅历带给他对国际和中国社会状况的了解。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一些常识的遮盖和曲解，他试图在国内做一些常识的普及工作，把自己的先前的学过的学院知识结合中国的认识写出来，以不枉当初公派留学时的所花国家的巨额学费。新近著作为《宗教与现代化进程——宗教与近代民族的兴衰》。
采访缘起
最早从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上看到一个署名于歌的《美国的本质》帖子，顿时有“惊为天人”之感，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说出了我的心声。后来发现，这是一系列的、长达二十多万字的关于美国的论述。理所当然，“清教徒精神是美国的本质”的观点，在“关天茶舍”引发了激烈争论，有许多人支持之，亦有很多人辱骂之——不管现实生活中的“反美主义”是否真实，至少“网络反美主义”的声浪近年来在日渐高涨。
后来，友人王光泽将在网络上搜集到的《美国的本质》的全文通过电邮给我。不久，他告诉我，此书在国内正式出版了。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这本书并未涉及对中国现状的批评，但在今天，中国对美国的论述本身就构成了相当的“敏感性”。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不久，王光泽告诉我，他与于歌联系上了，于歌还是一位主内弟兄，在北京某家庭教会聚会。二零零七年年初，我们第一次见面，遂一见如故：以基督徒而言，有公共关怀的基督徒在教会中是极少数；以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而言，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寥寥无几。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最大的“交集”。
于歌留学日本多年并多年在商界打拼，却仍然保持着西北人朴实憨厚的本色。说起洛阳纸贵的《美国的本质》一书来，他还颇为羞涩，说这本书并非他最下力气撰写的作品，只是讲出了一些常识而已。他还告诉我一个让许多人都不敢相信的事实——迄今为止，他一次也没有去过美国。他从未去过美国，却一语道出许多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茫然不知的“美国的本质”，用基督徒的话来说，这只能解释为一种上帝赐予的“属灵的看见”。这种“属灵的看见”，不仅需要在中国社会中广为传播，同样需要在教会内部及时普及。
这篇与于歌的对话酝酿了许久。我们先是在电邮上经过了多次讨论。初稿完成之后，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与于歌相约在北京东郊的读易洞书店继续讨论相关的话题。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这篇访谈稿。
追随上帝的脚步：从日本到中国
余杰：请你讲述一下你的信仰历程。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讲述当中，个人见证总是最迷人的部分。你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的？我读到过一本名叫《我在哈佛遇到神》的书，是写一群哈佛大学的师生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故事；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国家评论》的主编巴克利也写过一本《我在耶稣遇到神》的书，写他自己在耶鲁如何归信的故事。前段时间我采访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他告诉我他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虽然去海淀堂买过一本圣经，但身边从未接触到一个基督徒，自己也没有要成为基督徒的渴望。大概你与我一样，是在离开北大之后才走向信仰的吧？
于歌：我接触基督教时间太长了，刚去日本，也就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就有人盯着我给我传教，那是一位日本的职业传道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到了我住的小区来了位小中国留学生的信息，就跑到我家来，给我传教。我是从北大哲学系去留学的，学的是唯物主义理论，满脑子无神论，从一开始，我对此传道人予以了痛斥，甚至说出基督徒都有神经病的话来，以为这位传道人会愤怒和生气，但出乎意料，这位传道人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耐心和平静。以后他常跟踪我，换了新地方，他也能够找到我，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常在一起辩论，但我一直没有相信基督教，他给我的《圣经》和传道书籍，我从来没认真读过。我一直到离开日本的时候，都私下认为，这个传道人在日本是个失败者，可能没地方就业了，就做了传道人。
日本的基督教人口很少，但除这位传道人之外，我也接触到了几位基督徒，其中一位，是我的指导教授，他的人品，给了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他的眼光，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他的眼神一直有一种平静和慈爱，这种平静和慈爱，从日本人眼里很少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奋斗和自律的世界，日本人的眼神里更多的是镇定、自律、含蓄和规避，很少有这样平静和慈爱的眼光，这种眼光，让我感到很安定和温暖。多年以后，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认为，只有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才会有那样的眼光，只有那些有着来自内心的巨大的确信和巨大的爱的人，才可能具有那样的目光。
余杰：你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受洗的？在决定受洗之前，有没有经历一个怀疑与挣扎的阶段？在受洗之后这些年来，属灵生命有没有一些大的波动呢？
于歌：我最后归信基督教，是回国之后。回国之后，我在匆忙、丰富、自以为得计和不信神的生活当中，突然遭遇到了耶稣，遭遇的情形，我在此不想多讲了，因为太过奇异，容易引起基督教内外人们的猜想和争议，就不说了。总之，就如同保罗在迫害基督徒的路途中遇到耶稣一样，我也在根本不信和忘却的情形下，突然遭遇到了耶稣。这件事情，使得我终于开始对圣经发生了点兴趣，开始认真地阅读我曾经以为是神话故事的圣经，读了《四福音书》之后，还没读完《新约》，我就开始相信了。
以后我又经历了一些反复和怀疑，曾经试图逃脱基督教，觉得当基督徒太不合算，办点自以为喜乐的事情还产生那样强烈的负疚感，甚至对一些世以为乐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成为今天这样的基督徒。
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也经历过上帝的试炼。那是我母亲得病临终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恒切地祷告，求上帝让我母亲多活两年，让我能够多尽点孝心。我家中老小，母亲对我的关爱最多，我也年少的时候便出国留学，也最受母亲牵挂。但母亲得病十天就去世了，我对神产生了很大的失望，也很动摇，虽然没有彻底地离开信仰，但是在感情上远离了神，有长达两年时间不再读圣经和基督教方面的书籍。后来，有一天在北京的街道，看到一位老太太在很艰难地过马路，背影很像我母亲，我当时想，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辛苦。然后，我在电影上看到一位牧师在一个葬礼上说，感谢上帝，让死者摆脱了世上的劳苦，进入了长久的休息。北京街道的情形和牧师的这句话很打动我，让我对母亲去世的事情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理解，不再因此事与上帝较劲，不再与上帝“摔跤”。
以后，我逐渐明白，中国人的习惯是将个人愿望都加在神身上，如果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失望，怀疑，以致不信了。
余杰：这是中国人将基督教“民间宗教化”，华人世界中普遍存在着此种现象，“成功神学”便是如此。对于许多挂名的基督徒来说，拜耶稣与拜菩萨（送子观音、财神、关公、妈祖等）没有根本的差别，都是希望从一个掌握更高权力和资源的对象那里置换来某种切实的利益。所以，基督信仰的关键便在于认罪悔改，并认识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于歌：现在我认为，对神给我们的一切，都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无一不带着她的美意，我们现在有时可能不理解，但终于会理解。
我从失望怀疑的阶段走向坚定不移，是因为神让我感受到神的同在，人们说看不到神，但就我的经历而言，神来到你的身边之后，随着神对你的带领，你会感受到神与你的同在，感受到神对你的引领和管教，神就生活在我的身边。
我的归心经历，验证了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信仰。来自于神的怜悯，不是我们拣选了基督，而是基督拣选了我们。凭着我的本性和喜好，我应该成为的仇视或嘲笑基督教群体的一分子，但今天却成了我从来不想成为的基督徒。我想，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经历都会与我一样，凭我们的本性，是没法靠近基督的，只有靠他的怜悯和拣选，靠他的主动的接近，我们才得以接近基督。但我用拣选这个词，绝对不是感觉基督徒在世上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地方，就像圣经讲的一样，基督拣选我们，是让我们与他一样，一同背十字架，去受苦，去弃绝世上的快乐，让他人得益处。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的罪性根深蒂固，罪性所带来的黑暗是何其的大，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靠着神的引领看到真理，一步一步靠着神的引领往前走，走向一个愈来愈光明的境界。
余杰：目前，你在在哪个教会里聚会？对于许多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基督徒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稳定持久的教会生活，没有在教会中达成的生命的联接和真理的学习。一个基督徒不愿谦卑下来接受牧者的牧养和管教，他的属灵生命便无法成长，尤其又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的话，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一旦涉及信仰问题，便容易发生偏差。你认为教会生活对于那些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基督徒来说，具有何种意义？而从你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你认为中国当下的城市教会的现状有哪些缺陷和需要突破的地方？
于歌：我常去的是百合园教会，偶尔去珈略山教会和小羊教会。百合园是家庭教会，珈略山是注册教会，小羊由家庭教会发展为注册教会。现在，我是百合园教会的会友。我在这个教会中对“彼此相爱”有很深的体会，这个教会虽然有它的问题，但我对它很有感情。别的弟兄姊妹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我愿意与大家一起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个人遇到问题，也得到了大家的帮助。这种爱是一种超越性的爱，不是基于地缘、血缘的爱，这种爱只有基督信仰可以提供。下面我还会讨论到“爱神”与“彼此相爱”的关联。
知识分子基督徒肯定应该有教会生活，没有教会生活，我个人体会，在信心的生活上可能会有更多的困难。尽管我对“教会之外无拯救”说法还不敢说对不对，但就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而言，教会生活应该更有利于我们灵命的提高。我也注意到一些没有教会生活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的立场和著作逐渐发生某些偏差。前段时间，我读了刘小枫近期的一些著作，很怀疑读者通过这些书可以认识基督信仰。
就我所常去因此比较了解的百合园教会而言，这是一个很造就人的地方。有许多人在那里得到造就，比如一些有自杀念头的，现在活得很有盼望，有的常年戒不掉一些恶习，来教会后戒掉了，更多的人来教会之后，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都是上帝的力量。当然，与所有教会一样，我们教会也有矛盾、嫉妒、纷争，因为对教义的理解和教会的发展，产生矛盾和争执。但这是因为人的罪和局限性的缘故，而最终所有人都有神的管教和引领，无论什么样的人，无论当初怎样的争执与纷争，最后都在神的引领下，领受了很有信心的生活。包括那些离开教会的人，分出去之后，在别的教会，仍然努力地做一个好基督徒。
今天中国的城市教会，普遍存在一定的去公共化的取向。讨论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形成了一种竭力回避的“潜规则”，竭力回避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仿佛只谈圣经，才真正属灵。但在《旧约》当中，属灵的教导，往往来自先知对现实的评断。神通过先知的口，通过对现实的评断，传达了神的意愿。现在，许多人来教会仅仅是为了解决身心健康的问题、解决精神上的困境，将教会当作医院、当作婚恋场所了。所以，中国的很多教会具有部分的灵恩派的特征。我认为，教会固然应当具有上述之功能，比如可以是医院，可以是矫正所，甚至可以是美容院，很多姊妹，来到教会，因为神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变得漂亮了。但是，教会更应当是社会的灯塔，有着道德的义务，应该做道德的楷模，同时也有着社会责任，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向社会传播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都写在圣经里。比如，神通过先知的口，痛斥以色列社会的贫富不均和为富不仁的现象，也痛斥了君王大卫的淫乱。基督徒告诉世人圣经所描述神的公义，也是传教。
余杰：我个人认为，每个华人教会的图书馆中都应当有一本《美国的本质》，这本书讨论的并非“美国的特殊性”，而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尤其对还在寻找出路的华人世界乃是一场“及时雨”。我特别想知道教会内部对《美国的本质》这本书有什么看法。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就有一位会友将此书复印并装订了十多本，分发给大家阅读（对不起，这种做发对你的版权有一定的伤害）。大家对这本书的评价都很正面。但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想知道，这本书问世之后，有很多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与你讨论它吗？你认为这样的写作属于上帝所喜悦的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吗？
于歌：我在哪一个教会都没有参加具体的事工，也不是教会的同工。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自从《美国的本质》出版之后，我感到上帝在使用我负担某种文化方面的使命。所以，我又完成了《宗教与现代化进程——宗教与近代民族的兴衰》一书。如果上帝为我开路，我会一直在写作方面做下去的。
我写了这本书之后，赠送了教会图书馆几本，他们也没当回事。后来有一位加拿大的牧师来讲道，说你们都应该读读《美国的本质》，加拿大那边的很多人都在读，他们才知道我的书还产生了点影响，说这叫墙里开花墙外香，于是买了一本放在图书室。但读得人不多，因为他们太熟悉我。
去年，温州教会的弟兄姊妹读了这本书之后，请我去温州作了一次演讲。事先他们还作了广泛的介绍，让温州周围区县的很多教会来参加，有很多人是企业家和商人，对于美国何以成为美国、美国为何强大很有兴趣。我还应邀去过北京锡安教会，去给他们作读书报告。他们把我的书作为读书会的题目，我与大家分享了写作的过程。大家的反应也有所不同，其中，有些教友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比如他们教会也有位来自美国的郑先生，还有一位青年政治学院的王老师，他们对我的书的评论很中肯和客观。
余杰：据我个人的感受（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的统计调查），华人基督徒中持“反美”立场的人的比例，与普通大众中持“反美”立场的人的比例大致一致。也就是说，大部分华人基督徒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并没有“属灵的看见”。即便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我遇到某些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基督徒，他们也对美国的看法仍然打上了原先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宣传的烙印。国内的基督徒就更不用说了，据一位传道人说，他在一所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正好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若干神学生兴高采烈地鼓掌叫好。我想，《美国的本质》一书，不仅对于教会外普遍的社会层面具有“振聋发聩”之价值，而且在教会内部也是一种“常识的启蒙”。所以，华人教会当中不仅需要一本《美国的本质》，还需要千百本《美国的本质》；不仅需要一个于歌，还需要千百个于歌。
但是，鉴于当下华人教会的状况，教会很难支持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基督徒从事学术和文化建设。一是没有这样的力量，二是即便有这样的力量也没有这种传统和模式。《美国的本质》的写作，大概也没有从教会中得到帮助吧？这既与教会相对弱小和封闭、经济实力不足有关，也与神学立场有偏差、社会参与意识薄弱有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有许多教会支持的、有教会背景的智库，这些机构支持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从事学术和思想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前沿性的学术成果。你认为以后的中国教会是否会具备此种文化使命？
于歌：我写这本书，没有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资助，也不会有什么人来资助我，因为我完全没什么名气，教会也没有给我提供过任何支持。《美国的本质》出版之后，据说销量不错，但我没有拿多少稿费。
我认为，教会有很多使命。我们教会在四川地震时派人赴四川多次，捐了一些物资，还有人作了长期的志愿者。这是神在感动他们在做。教会当然也要有文化使命，但要看神怎样呼召。神在呼召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工作，并给了人不同的恩赐，有些基督徒的社会使命感比较强，我想是神在呼召他们在社会上追求和显现神的工义和良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